言獲諾獎后的第一部電視劇改編作品《紅高粱》，將于10月27日登陸北京衛視紅星劇場，這個時候，已經距同名小說發表28年，距同名電影公映26年。猶記得當年銀幕上那片熱烈殷紅的色彩，癲狂的轎子以及粗獷的酒神曲。許多年之后，電視劇還能帶來同樣的震撼感受嗎？
期待電視劇能延伸電影的風格，是欣賞慣性使然，但電視劇不是電影，鄭曉龍也不是張藝謀。如果說電影在彰顯生命欲望，展示原始本能，那么電視劇則是在反應時代，詮釋活著。鄭曉龍版的《紅高粱》具備顯而易見的電視劇結構和表現手法，60集的篇幅也為觀眾打開了更好走進高密大地的畫卷。
前面一些集的《紅高粱》頗似宅門戲，服裝、布景精致，演員、臺詞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土氣。九兒嫁進單家，擔負傳宗接代、繼承家業的責任，單家老二、老三為了搶奪酒坊以及秘方，堵在產房門口要把九兒新生子掐死那一幕，這是宅門戲標配。在這些戲份中，電視劇營造了不錯的吸引觀眾眼球、調動觀眾情緒的效果。
受制于熒屏畫面以及不同觀眾群的接受程度，電視劇《紅高粱》在表現高粱地激情戲方面有所克制，但克制并不意味著一筆帶過，一些對于推進劇情而言必不可少的激情戲，在劇中仍有較大篇幅的呈現。但無論原著、電影、還是電視劇，都不能是止于激情戲的，大片大片的紅高粱是再明顯不過的隱喻，表現生存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，才是不同體裁作品一致的目標所向。
九兒是山東女人形象中的一個異類，放在中國女人群像中，也是少見的。在男權的長久壓制下，舊時代女人是習慣于把自己當成男人附屬來對待的，而之所以九兒能通過《紅高粱》，成為被現代觀眾欣賞的女人，是困苦的環境反而激發了她作為女人想要改造世界的愿望。電影版中的九兒，身體欲望的蘇醒令人印象深刻，但現在看來，和余占熬走進高粱地，身體欲望恐怕只占很少的一部分，更多是出于想要主導自己、與命運抗爭的目的，九兒更值得贊嘆的，是她身上少有的冒險精神。
周迅把這種冒險精神較好地傳遞了出來，在劇中，她敢于挑戰父權、官威，不把懦弱的哥哥放在眼里，膽兒大的給她一個火把就能燒了仇人的房子……作為原著精神的延續，周迅版的九兒是諸多人物中，最能體現“紅高粱精神”的角色。秦海璐飾演的單家大兒媳婦，是電視劇版《紅高粱》新增加的角色，這個角色即淳樸又有一定的心機，即忠于傳統也敢于反抗傳統，增添這個角色是正確的做法，她有效彌補了這個故事作為電視劇在多層次表現上的一些不足。
土地和欲望，野性與質樸，浪漫與血腥……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震撼過無數人的文學與影像符號，不得不承認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當時的號召力，與過去相比，人們更關注精致的生活，浮躁的內心，更注重如何在快節奏中保持一點難得的寧靜。在這個大環境下，躍上熒屏的《紅高粱》可以幫人們回憶美好的八十年代，追溯一片土地上的文化，為現在孱弱的生存之態，注入一些強硬的元素。